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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中国企业改革50人论坛主办的2023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京隆重召开。峰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主题，与会嘉宾汇聚一堂，碰撞观点，分享实践，激荡智慧，共话发展。以下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的演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规模上进步很大。财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企业连续四年都超过美国。2023年，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在内，中国有142家销售收入能够达到世界前500名的企业，超过美国的136家。

　　而我们在讨论“规模大”和“企业强”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比如，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资本收益率，过去20多年平均只有3%—4%，相较美国11.6%左右而言，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和资本使用效率还有一定差距。

　　我们看到，中国GDP的增速，2015年就降到7%以内，最近几年基本上都是5%左右。大家可能会问，中国企业未来增长空间在什么地方？过去20多年间，假如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所谓中国的“好企业”结构变化来看，格局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们对2035年做一个预测：什么样的企业，来自什么行业的企业可能会在2035年变成中国乃至世界上有引领力的大企业或伟大企业？这是开放性的难题，不管是央企还是大的民企。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是充满挑战，同时也充满机遇。

　　这几年增长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我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推动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底层力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下降，现在基本上已经是降到2%以内。因此讨论未来增长还是在于全要素增长，这是我们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标志。

　　如何让中国未来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降到2%甚至1.5%的情况下实现反弹，这背后意味着未来的企业不管是从投资还是变革角度都是努力的方向。这个挑战本身是全球性的挑战，大家看到即使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研发，但是它最近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一个以服务业做主导的经济结构之后，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大幅度下降，像美国现在基本上也只有0.7%或者0.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力年增速，这导致美国长期增长速度就1.5%—2%左右。

　　如果我们延续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规律，我们认为它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会降下来，这是悲观的前景。但是中国经济本身从来跟西方国家路径发展不一样，未来要思考我们有什么样的领域能够使得在完成工业化竞争之后，还能够有新的、特别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正是提出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宏大背景。

　　中国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有很多因素，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我们有转型带来工业化的机会，有大国工业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同时有更彻底的改革所带来的可能性，包括新兴的战略性机遇出现，它本身会带来大量投资，大量投资背后会形成新的一轮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厚重来源。投资率本身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投资率高基本上全要素生产率就比较高。

　　其关键在于投资什么地方？投资什么领域？我们讲到两个领域可能是比较重要，一个是节点行业，就是对中国经济未来能够带来巨大影响的关键性行业；另一个就是制约生产率增长的领域，它需要投资，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提升，需要发生质的变化。不管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去关注行业和领域，也就是战略新兴行业，包括未来产业，它都是形成未来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来源。

　　简单谈几个问题，比如碳中和，还有人与人之间交互的强度，基本上是衡量一个文明的程度的重要指标，区别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未来的文明形态。现在我们面临一方面投资体量非常大，我们测算到2050年到巴黎协定规定的投资，在中国是250万亿元到300万亿元的投资体量。同时我们讲到和个人之间的交互强度会因为AI，因为人脑跟机器交互技术的突破，有可能会突破时间的约束，一天24小时的约束，这会带来技术性的变革，会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的可能性。

　　消费方面，目前居民消费率只占到GDP38%—39%，与60%还是有很大差距。同时我们消费服务占的比重低，50%左右的消费比例。但是在一般现代化国家可能是67%、68%。到未来可能想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新的引擎。增加消费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需要有大量相关投资。比如，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GDP的13%，而美国是67%，但是我们最大的落差就是居民财产性收入只相当于GDP的3.6%、3.7%，而美国是16%。如果这个指标我们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就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到55%。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金融服务业怎么能够提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的获得感，有很多可以去挖掘的潜力和空间。

　　关于战略性新兴行业，目前从价值链分布里面还是偏中游和下游，要往上游走就要涉及专利和品牌。往上游走就意味着需要在研发方面加大投入，而研发方面需要在基层研发方面加大投入，现在来看企业确实是研发最大的资金来源，但是企业很少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所投入。中国整个研发结构里面基础研究的研发金额大概占到整个研发的7%不到，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是要在2025年突破8%，还有两年时间能不能突破是很大的挑战。像美国、法国，基础研究研发比重占到15%甚至20%以上。这方面未来除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之外，企业能不能把视野放得更长远一些。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的竞争力最终还是取决于原创性、基础性的科学研究成果，而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镇化和收入分配方面，现在基本上整个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体现还是在城乡的二元结构。未来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农业现代化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变得非常重要，同时大量的农业人口要转移到其他产业和城市。中国城镇化率里面，按照常住65%、户籍人口是47%的水平，中间有18个百分点的差异，也就意味着2.55亿人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户籍。未来农业人口转移出1.4亿人口到第一产业或者第三产业，有4亿人会在城市永久性居住下来，我们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体系，什么样的未来产业结构能够为这4个亿的人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至少从居住上讲，像保障性住房，或者说是未来长租公寓的投资，还有相应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它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投资建设的非常重要的来源，也对我们提升整个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推动。

　　关于企业和伟大企业，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分析，伟大企业其实是创造价值的企业。以往可能比较强调股东权益的价值，比如说用利益相关方价值来衡量，可能这种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能带来更大的推动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到在生成的网络里面密度特别高的行业我们叫节点行业，这里面的行业其实是处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核心位置，它有非常长的产业链、供应链，它会拉动大量的上下游企业，它发展得好，它做得比较强的话，会带动大量的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甚至中型国有企业的发展。但是中型企业的发展并没有纳入社会价值供应体系里面来。如果以上市公司为例子，可以发现他们会带来很大的股票市值的提升。社会价值，特别是处于节点行业的企业它所带来的对上下游的拉动作用每年可能带来10%的超额收益率。这表明我们在目前对企业的衡量，投资者对企业价值评估的时候，并没有把价值反映到估值体系里面来。

　　所以，未来在建设估值体系过程中，怎么把企业创造社会价值部分反映到企业估值里面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未来在估值理念上需要调整，可能需要企业，不管是央企还是大型国企、民企在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中和市值管理过程中主动追求社会价值创造。从投资方角度来讲，可能需要培育认同社会价值创造的这样一些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形成新的估值体系、估值理念，最终形成互相加强的闭环，最终使得中国企业在从大到伟大的路径上做出新的尝试性的突破。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企业它未来的发展路径跟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跟价值创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